险山恶水挡不住的千年商贸要道

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当时并不知道郴州在哪，也不懂打摆子是什么意思，只听得懂马到了郴州那地方就会死。大人们解释是形容以前的郴州交通很闭塞，疟疾横行。当然对于我们这种从小熟练掌握《十万个为什么》精髓的人，一定会用问题把大人们搞到答非所问，总之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郴州在大山里，以前很穷。郴州以前真的“穷”吗？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前，大家都不富有，讨论谁穷谁富就如同五十步笑百步。

从这句湖南民间顺口溜的传播范围之大来说，我倒是觉得对郴州的理解应该有别的解读。毕竟古时候那种通信条件下，有江湖传说的地方应该大都不乏人来人往，真正的穷乡僻壤按常理来说肯定是寂寂无名。船到止，说明从北方到了这里就得从水路改陆路，郴州首先是一个重要交通节点；而马到死，马作为动物大概率适应能力强于人类，结合交通节点的因素，可以说明郴州的商贸不差，马的劳动强度比较大；至于打摆子，我特意问过郴州人，其实土话意思是形容闲来无事的、瞎逛的意思，虽然普通话字面是疟疾的表现，但我更愿意相信一个有着一定商贸规模的节点城市断然不会如原始沼泽地区那般疾病横行。

客观来说，身处南岭北麓，城名取之于“林中小城”林邑的郴州，在农耕社会时期自然会因地形、水文条件限制撑不起成为繁华大城的基础条件。不过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说，在多山地区形成的关键节点城市延续性往往相比靠水域形成的城市更强。想想也是，以古代的科技水平，凿山开路难度确实远远大于修个因水患损毁的码头。

而郴州作为扼守岭南的节点，自设驿开始就逐步成为了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径，在经历了军道、驿道、商道漫长的演变，不论城市发展和贸易兴衰，其南北大通道的地位一直没真正被撼动过。

到了今日从地图上看，湘粤古道遗址、湘粤公路遗址、粤汉铁路遗址、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等重要古今南北大通道几乎在目视可达的范围内融汇在郴州的折岭头，以各自的方式在承载和见证郴州的历史变迁。

郴州为什么这样“红”？

把郴州放在湘南三市里看，很长时间以来比现代城市规模不如衡阳，比旧时人文墨客也逊于永州。但就这样一直默默无闻的郴州感觉近几年突然间就“红了”。先是靠传统的海陆空广告轰炸出来“大美东江湖”，然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红抖音、“美到无法呼吸”的高椅岭。湖南传统的自然风景名胜南岳衡山、俊秀张家界在一夜之间就就被郴州这些后起之秀的“网红”拍死在了沙滩上。

前些年还在高喊“湖南的南大门”、“粤港澳后花园”、“福城”、“有色金属之乡”的郴州悄然转成了“休闲之都”。原来就小有名气的十八福地苏仙岭、莽山，以及陆续开发的汝城高温温泉、万华岩、高山草原仰天湖等这郴州本土旅游地名气变得越来越响亮，主打的宣传方向完全也不谈风光旖旎、美不胜收这些陈词滥调，而是“休闲”。郴州是越来越懂得了当下搞旅游想“红”的精髓，厌倦了快节奏的都市人已经不再愿意花高价去人多的地方扎堆排队看人山人海。

而郴州另一个“红”的体现就是作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湖南是诞生近代革命家最多的省，每个湖南的城市都能列出一长串老一辈的革命先驱名单。但湖南真正能被称为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却不算多，而作为十四个地州市里，郴州可能不见得知名革命家最多，但却拥有省内被中央认定的湘赣边革命老区。十个县郴州就占了四个。

正是凭借这个“红”，郴州目前是湖南唯一一个享受着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帮扶的城市。而湘南起义旧址群，红四军普乐活动旧址群，中央红军长征指挥部旧址，桂东第一军规广场，黄克诚故居、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711矿等红色旅游也在称为郴州打造红色文旅“湘南红”的重要倚仗。

其实真正让我个人感觉到的红，还是郴州面对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所迸发出来的一种低调但自强不息的精神。其实历史上的郴州从任何方面来说也不算是名人辈出之地，也许郴州朋友会很不服气地把大将黄克诚，上将萧克、邓华等新中国开国的将军们来举例。我并不是否认郴州的人才辈出，但郴州这块地方缺少大拿巨擎式的领军人物。

从我对郴州不成熟的理解来分析，正是因为自然条件的艰苦磨练了郴州人面对苦难的坚韧；也是因为平凡到无感的历史和人文，反而造就了郴州的务实和善于接收新鲜事物、思想的城市精神。而这种不屈不挠、勇于探索的性格，在中国女排姑娘们一次次从郴州这个集训地出发拿下冠军后得到了升华——环境越艰苦，人越能吃苦，越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所以郴州是湖南在近代中国风雨飘摇时最先开始闹革命的地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始市场化思变的内陆城市，从这里走出了改革后湖南第一批南下务工者、民营企业家，也是在经济转型最早开始引入广东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基地，更是省内第一个把融城发展付之于行动的地方。

家里有矿，心里不慌

因山而生的郴州，过去凿山开路。建国后的郴州，靠山吃山，大搞矿产开发。郴州的地形确实够复杂，在整个湖南十四个地州市里，郴州城区可能是最“立体”的。但郴州的山却不是穷山恶水的那种贫瘠，而是富矿密布。

曾经边陲小城的工业发展就是完全依托于丰富的矿产资源，靠资源型产业蓬勃发展起来的。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型产业成为了郴州绝对的支柱产业。老郴州人的记忆中不仅仅是从街洞火车站到许家洞站之间一个个矿山街区的光荣，以及散布各县的大小矿区的人声鼎沸、车来车往、灯火通明、蔚为壮观的自豪，还有家家点火、户户冒烟，震耳爆破的炸山声带给郴州人晴天一脸灰，雨天一身泥的尴尬与无奈。

不得不说，在创造财富、带动就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郴州的矿一度发挥了最重要作用。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郴州采矿的“狂欢时代”，一夜暴富的郴州矿老板一度成为长沙、广州各大豪华场所的代言人，算是湖南第一批土豪。

当然畸形的采矿经济为郴州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财富，60%以上经济总量占比和75%以上的财政总收入让郴州在“繁荣”背后，安全事故更是频频占据各大新闻头条，而更恶劣的政治腐败、治安恶化、生态破坏等问题把安静祥和的郴州更是推向了封口浪尖。

破局只等一个机会，那就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当产业结构单一的郴州在遇到全球有色金属价格暴跌的历史改革窗口，郴州的各类矿山被迫关闭、停产、整改，加上政府立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实施资源的整顿整合，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引入优势企业和战略投资者。从简单粗暴地采挖到构建科学环保的有色金属供应链体系、交易体系、精深加工体系进行全面转型。

而正是这些体系化的搭建，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郴州工业从资源性到依托资源产业多元化的转变，通过在不同县市的对矿种的开采、加工特色，在建立一个个工业园后又把县域和核心城区通过产业、服务的分工配套进行了城市发展融合。在湖南其他地州市还散装发展的时候，在长株潭一体化还各怀心思的期间，郴州的“郴资桂”却是省内最早成型实现抱团发展的城市群，得益于产业和城市的融合发展，郴州的因私经济规模占比也是全省各地市中最高的之一。

从这些数据看，郴州对于科学发展的理解是务实的，是走在湖南省内各城市前面的。没有过多的歌颂式的宣扬和空洞的口号，有的是低调的转型和务实的发展。原本离珠三角最近的郴州，在自身工业基础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却成为了湖南各地市中少数人口净流入的城市。

如果你认为曾经贫穷落后的郴州能够发展到湖南省内第六完全是因为家里有矿的原因，那就真的错得离谱了。湖南作为中国有色金属储量大省，省内多少城市没矿？那些“世界X都”、“中国X都”的矿业城市最终大多不都玩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郴州永兴却是一个没一座在营银矿，却通过产业集群、专业贸易服务做成了中国第一大白银产地，被誉为中国银都，算不算是“无矿开采”的神话。

想成为新贵就必须再拓新径

没大江大河的郴州处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周边三大水系的湘江、赣江和北江又都不过郴州。以资源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下再转型升级，就必然会因水的问题限制人口的聚集和运力的阻碍。

与隔壁的邻居们相比，衡阳、永州处于湘江边，而江西赣州已经启动了赣粤大运河的世纪工程，郴州在人口、区域面积上都不如衡阳、赣州、永州，而衡阳、赣州在各自省内都已经成为省域副中心。未来郴州的城市群一体化受到中央县改区政策严格控制，城区规模始终会被行政区划的客观条件所拖累。新建运河和铁路运输通道已经是摆在郴州发展眼前的当务之急。

而郴州在高校的短板更是制约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能力，没有人才培养基地，郴州想在资源产业之上继续拓展新的高科技产业，哪怕是承接高科技产业转移都非常困难。这是郴州的历史欠账，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真正为郴州培养出英才。

向湖南南大门敬礼

郴州是湖南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炎帝神农氏发现“嘉谷”、教民耕种、开创中国原始农耕文化的神奇地方。郴州也是“九仙二佛之地”，是道教和佛教文化发扬壮大的福地，郴州更是湖南的南大门，不应该只是大湾区的后花园，更应该是湖南发展的桥头堡。

过去几年的郴州在改革热度、商业环境等指数上均已经成为了湖南第二，这是郴州成熟、开放、外向的表现，未来的郴州也必然会继续秉承湘人”敢为天下先”的自强不息的，吸纳粤人开放包容，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成为湘粤融合的桥梁，湖南走向世界的南天门。